核心观 | 德籍学者：中德关系互惠互利 应加强交流深化合作

[26] 笛卡儿：《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页。

这里的一切事物，当然包括上帝那样的超越性的存在者。[43] 其实，康德虽然说上帝才有智的直觉，然而他既然认为上帝只是人的实践理性的公设，那么，具有智的直觉的上帝归根到底就是人的内在理性所给出的，这显然同样是典型的内在超越。

他曾指出：内在超越有着鲜明的主观主义特色，它必然导致否定任何客观标准和客观有效性，这既不利于外在世界的探讨和建立客观有效的社会制度和法律秩序，同时在探讨宇宙人生终极关切问题上也不无缺陷。[64] 这是一种清醒的认识，比较深刻地反思了内在超越带来的严重问题。余英时同样意识到了这种矛盾，所以才会将内在超越改为内向超越并且加以说明。[1] 据他的考察，最早提出内在超越之说的是牟宗三。汤一介尽管也主张内在超越，但他对此还是有所反省的。

内在超越并不是比外在超越更加优越的思想进路，它事实上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他的名言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儒家是以通过道德修养以达到超凡入圣的超越境界，佛教的禅宗是通过自心顿悟以达到瞬息永恒（借用李泽厚语）的超越境界，那么道家则是通过任自然无为以达到精神自由的超越境界，而这三者的‘超越都是‘内在超越。

The Two Dogmas ofImmanent Transcendence:An Introspection of Humanism Huang Yu-shun (Advanced Institute For Confucianism Stud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Abstract: The widely popular theory of the immanent transcendence that Modern Neo-Confucianism put forward holds that the immanent transcendence not only i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but also is superior to the external transcendence of the Western philosophy and culture. The judgments have already been hailed as the two dogmas of Immanent Transcendence. But in truth,the immanent transcendence is not an unique feature of Chinese philosophy, but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Whether in China or in the West, the immanent transcendence is not better than the external transcendence; on the contrary, the humanism as its background has brought about serious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introspected.  Keywords: Immanent Transcendence。[5]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湾学生书局1974年版，第30–31页。[6] 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上册，孙智燊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9–20页。[40] 因此，纯粹实践理性的公设根据必然的实践法则设定了一个对象（上帝和灵魂不朽）自身的可能性，所以只是为了实践理性而已。

[16] 张汝伦也认为，内在超越之说乃是误用了西方的超越概念，并且纯属以西释中。在理性的无可回避的任务里面，也就是在意志必然指向至善的任务里面，不仅这样一种必然性，即认定与这个至善在这个世界上的可能性相关联的这样一种源始存在者的必然性，展现出来了，而且最可注意的是，理性在沿着自然途径前进时完全缺乏的某种东西，也就是一个得到精确规定的这种源始存在者的概念，也展现出来了。

但是，他悬搁外在的超越物（transcendence）之后所达到的内在理性的意向性本身也是超越的（transcendental）（先验的只不过是这个词语的不同的汉译而已），可见内在意识的意向性乃是超越性的。[62] 尼采：《上帝死了》，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如果没有外在的神圣超越的规训，其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其实，西方思想之转向内在超越而带来许多严重问题，正是人本主义潮流的一种后果。

笛卡尔（Rene Descartes）开辟了理性主义的进路。作为这种转型的结果，欧洲社会进入了中世纪前期的罗马帝国时代，正如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以后也进入了中世纪的帝国时代。[5] 这里的思想显然来自《中庸》开宗明义的第一句天命之谓性。[10] 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第222页。

他的名言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天道既超越又内在，此时可谓兼具宗教与道德的意味，宗教重超越义，而道德重内在义。

[52]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7、78页。最后，牟宗三在1963年6月出版的《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提出： 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的意义。

最近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新科技所带来的价值危机，诸如基因编码竟能够在硬件上造人，人工智能竟能够在软件上造人。例如，安乐哲（Roger Ames）就认为，牟宗三提出内在超越之说，其实是把西方的超越观念强加于中国哲学。[65] 从科学史的事实来看，内在超越并不必然导致与科学的对峙，许多伟大科学家的哲学立场都是所谓主观唯心主义。但是，这条内在超越之路却充满危险与艰辛。[3] 牟宗三的意思是：儒家的人伦要成为宗教，就必须肯定一个神性之实的超越实体。[64] 这是一种清醒的认识，比较深刻地反思了内在超越带来的严重问题。

[36] 这当然无疑是一种内在超越。[2]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正中书局1974年版，第338页。

[22]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第35页。[43] 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版，第38页。

[28] 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吴光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余英时认为，在西方，柏拉图主张理性是不变的、永恒的存在，与感官事物之随时迁流完全不同。

[16] 安乐哲：《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8页。[59] 参见《管子·封禅篇》，见《管子集校》，郭沫若等集校，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69] 郑家栋：《从内在超越说起》，《哲学动态》1998年第2期。培根（Francis Bacon）开辟了经验主义的进路。

[23] 总之，笔者认为，牟宗三等人的内在超越这个概括是可以成立的，它确实说出了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的隐士和云游哲人，印度的苦行者，希腊的哲学家和以色列的先知，尽管其彼此的信仰、思想内容与内在气质迥然不同，但都统统属于哲学家之列。

然亦超越亦内在, 并不隔离。这种内在超越的进路分为两条路线，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

[41]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9页，原注。因为理性只有在作为自在之物本身的这些东西上才得到彻底和满足。

[14] （二）内在超越的两个教条 现代新儒家提出内在超越之说，其意在于对中国哲学和文化与西方哲学和文化加以比较。[27] 陆九渊：《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36] 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见《科学与人生观》，汪孟邹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但需要警惕的是：这些反思与批判其实来自不同的立场，其中不仅有前现代的原教旨的复古主义，而且有现代性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乃至总体主义（totalitarianism）。

《略谈〈周易〉数理问题》，载《中国文化论衡》2016年第1期（创刊号），涂可国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他还特别从哲学、宗教信仰与政治的关系角度上指出： 在中国为什么比较难以建立起客观有效的政治法律制度，而西方则比较容易建立起客观有效的政治法律制度，我认为这不能说与西方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宗教和哲学无关。

然而，没有任何人是至善而全能的，其结果只能是人的欲望的膨胀、理性的狂妄，诸如权力的肆虐、资本的傲慢，从而造成了种种危机、乃至种种灾难。而欧洲却崛起了另一个新的神圣超越者，那就是基督教的上帝。

是则牟对于康德哲学的改造也不过是叠床架屋，故弄玄虚，最后所完成者实与康德并无二致。面对内在超越带来的种种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绝不能依旧是内在超越的人本主义路线，而应当是回归外在超越。